梦中的二哥 （张宪文）
按：这是我几年前创作的短篇小说一篇，现在拿出来献丑，请老师和同学们指正，我不想放过这次交流学习的机会。谢谢！
一
凌晨，睡梦中突然惊醒，窗外是淅淅沥沥的雨，辗转反侧，再也无法入眠。又是一个和二哥有关的梦。梦境大概是这样的：我和我的一个同事一起到某地出差，二哥亲自开车送我们，时而是汽车，时而是火车，速度非常的快，但是车开得非常的稳，当时我已经知道二哥身体有病，而且病得不轻，中途我们很担心二哥的身体受不了，不让他开得那么快，二哥对我们说，不要紧，能坚持，如果万一他中途支撑不住，就让我们扯开嗓子使劲喊他，就这样很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，似乎是一个小诊所，有一个医生，一个护士，她们很快地对二哥安排诊断和治疗等等，二哥说没关系，你们去忙你们的事情吧，我说有事给我打电话，还记得我的手机号吗？二哥说记得，我还是不放心，坚持把我的手机号码写到一张纸片上，塞到他的手里，我和同事就离开了，上街去找旅馆，可是怎么也找不到我们要找的旅馆，毫无头绪，既没有名字和地址，也没有电话号码，从何找起？就这样醒了。其实，二哥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了，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，类似这样的梦记不清做了多少次，每次都是惊醒，醒来都是深深的伤痛和无奈。
2009年4月15日，我从北京到山东邹平出差，中午刚到邹平。下午大概三点多钟，接到大哥从老家给我打来的电话，说我的二哥走了，刚刚走了。我听了后，好几分钟没有说出话来，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心里只有深深的悲哀和无奈，后来只说了句我马上回去，就把电话挂了。找同学借了一辆车，立即往回赶，一路高速，一路超车。到了村口，已经是夜里11点多钟，整个村子一片漆黑，悄无声息，寂静的让人有点害怕。进了二哥的家，院子里和屋里都灯火通明，二哥直挺挺地仰卧在堂屋的正中，我一进屋就止不住大哭起来，二嫂，二哥的两个儿子，张鸿，张鹤，也一起哭了起来。寂静的小山村里就只有我们的哭声，可是任凭我们怎么哭，二哥再也听不到了，从此与我们阴阳两隔。
第三天，在大哥的总体安排下，在众乡亲们的热情操办下，按照山东鲁南地区农村的风俗习惯，大家为二哥举行了隆重体面的葬礼，二哥最终回归了这片养育他的黄土地。
二
听说二哥病了，是在2008年12月的某天下午，好像是周六，我和老婆孩子正准备要吃晚饭，接到了大哥打来的电话，大哥和大嫂来了北京住在她们的女儿张秀家里，大哥问我明天上午能否早一点到张秀家来，有事情要说，电话里不方便，我一听肯定是大事，我哪里还能等到明天。放下电话，立即开车过去，大哥告诉我，刚才妹夫士平来电话，说二哥病了，在老家县医院里的诊断报告出来了，是低分化腺胃癌，已经是晚期，必须立即手术。突然听到这个坏消息，我都懵了。这样的病我也知道意味着什么，真是替二哥感到悲哀，感叹命运对二哥不公，让他得了这么严重的病。我和大哥商量要接二哥来北京找一家好点的医院做手术。我们立即电话通知了张鸿，张鸿在北京工作，家人怕影响他的工作，还没有告诉他他爸爸生病的事；大哥大嫂到北京来本来是打算帮张秀带孩子，出了这个事情，她们也不愿意再呆在北京了，第二天晚上我们一行四人，坐上了回泗水的火车。
我家兄妹共七人，我排行第六，下面有个妹妹，上面三个姐姐，再上面就是二哥，大哥，父亲51岁时因病去世，我当时刚上高中一年级；母亲健在，身体很好，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病，甚至普通的感冒发烧都很少有，母亲和父亲都生于1930年，二哥出生于1954年，比大哥小三岁。父亲的身体一直不好，大哥读书考上了师范学校，后来一直从事教育工作，直到退休。二哥上学大概到初中，十三四岁时，因为家里缺少劳动力，就辍学回家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，一辈子都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，尽管家里很不富裕，二哥和二嫂还是省吃俭用，一直供两个孩子读书到大学毕业；儿子毕业后工作并不理想，收入不高，张鸿在北京工作，搞计算机技术服务，张鹤在青岛工作，是一家企业里的辅助人员；两个儿子都工作了，二哥的经济负担并没有减轻，儿子大了，找对象，结婚，买房子等等，都需要钱，二哥的压力很大，心里也很苦。
回到泗水，我见到了生病后的二哥，面色发黑，身体消瘦，两眼无神，已经没有了往日的精干和活力，言语更少，看后令人心酸。他感觉身体严重不适大概已经有三个月了，吃了东西后不消化，往外吐，开始的时候他没有到医院里检查，以为就是普通的胃炎，自己买点药吃，一直不见好，家人不断地催他去医院检查，实在是很严重了，才去医院检查。农村的人，有病开始都不去医院，去医院就要花钱，而且现在看病很贵，舍不得花钱，如果是一般的病撑一撑自己吃点药过一阵子也就好了。
我们兄弟姐妹，母亲，还有张鸿聚在一起，一起说服二哥，让他到北京去看病。我们暂时没有把实际病情告诉二哥和母亲，只是说比较重，到北京去看比较好。二哥同意了，我们定下第二天晚上坐火车去北京。
出发去北京的那天晚上大家在一起吃饭，每个人的心情都很沉重，也没有多少话语。二哥也吃了一点点，不敢多吃，吃完了就感觉撑得很，不消化，最后还得吐出来，真是很痛苦。大家对去北京看病当然是充满了希望，都希望到北京的大医院做个手术，把二哥的胃切除一部分，就此能够挽救二哥的生命，让他好起来，但是毕竟这个病到了这个程度，谁都知道没有绝对的把握能够治好，所以心里很不踏实，心都悬着。饭后，每个兄弟姐妹都主动拿出自己家里的一点积蓄交给二哥，让他带上到北京花，钱虽然不多，但是都尽力了，因为她们家里也都不富裕，没有多少积蓄。二哥开始还推让，大家都让他一定拿上，二哥感动得痛哭流涕，说是因为他生病，让大家都跟着担心和花钱，觉得对不住大家。
我们决定先由我和张鸿陪同二哥到北京，其他人先不要去，看以后的情况再说。我们说好大家就不要去火车站送了，我们三人打了辆出租车，十来分钟就到了火车站，我们在那里候车。又过了十来分钟，大哥，姐姐，姐夫，还有小妹，她们都来了，是骑自行车过来的，来了就陪着二哥坐在候车室，也没有多少言语，默默地坐在那里，一直等到火车来了，我们上了火车，她们才回去。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们到达北京，直接去了301医院，医生问诊看过后，就建议住院，我们到住院处办手续排上住院的队，等待通知，大医院住院是很困难的，为了能够快一点住院，随后的几天里我们到处托人找关系，最后通过同学在北京肿瘤医院找到一个关系，当天门诊，当天住院，这一天是2008年的最后一天，12月31日，面临元旦三天放假，医院不给安排检查和治疗，要等到2009年1月4日。面对这么严重的病人，医院怎么能够这样对待呢？但是我们没有办法，只能等待，没有治疗和检查，在医院里住三天，也没有什么意义，经过医生同意，我们决定让二哥回到家里休息三天，1月4日再来医院。没有想到，这个安排事后证明是不明智的，还是应该呆在医院里别动。
我当时在望京地区有一套房子空着，就安排二哥住在那里，张鸿和他的媳妇刘芳一起在那里陪住，元旦那天我过去看二哥，一起吃饭，一起聊天，从表面上看还看不出有什么大的危险，其实我们并不清楚，病情已经很危急了，随时会有危险。
2号凌晨大概两点多，大家都已入睡，突然我接到了张鸿打来的电话，说是他爸爸吐血了，量很大，我有点懵，我老婆提醒我应该叫救护车，等我穿好衣服从我家的楼上下来，我意识到情况危急，打电话给张鸿让他马上打120叫救护车送二哥去医院，因为我开车过去至少需要半个小时，而且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紧急处置。
救护车拉着二哥到了医院，我也紧随其后到了医院，我扶着二哥往住院病房走去，张鸿她们在后面和救护车结账，到病房楼的距离也就是100多米，走了一段，离病房楼门口大概还有十几米的时候，二哥坚持不住了，说是呼吸困难，要蹲下休息一下，我要背他起来走，他不同意，蹲下休息了大概两分钟，继续走，到了病房，医生和护士立即抢救，上各种仪器，输液，用药，输血，下胃管等等。血压很低，心率很低。
早上，我老婆小蕾给大哥打了电话，汇报了情况，大哥当晚就坐火车来了北京。
二哥一直都是清醒的，能说话，只是很虚弱，情况慢慢地稳定下来，因为有了胃出血，就不敢再做胃镜检查了，医生要求我们提供县医院做的腊块，再化验诊断。妹妹凤菊请假从泗水带着腊块来到北京，化验的结果和县医院是一致的，低分化腺癌。我们曾经抱有幻想，希望第一次诊断结果有误，现在这个希望破灭了。后来的CT检查，更是把我们抛下了万丈深渊，结果是已经扩散了，不能做手术了。医生说可以出院了，回家休养吧，二哥未来的日子没有多久了。听到这个结果，大哥立刻流下了眼泪。我记得这一天是1月7号上午。我们只能无奈地决定8号晚上出院，回泗水老家。我嘱咐张鸿一定要坚强，没有办法，只能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，把后面该做的事情做好，他确实很坚强，强忍悲痛，控制好情绪，好好完成了后面的所有事情。我和大哥一起在病房里告诉二哥，手术暂时不能做了，因为他的心率太低，怕有危险，我们出院回家靠药物治疗。当时他肯定是很失望的，希望中的手术就这样不能做了，他心里很明白意味着什么。他还是追问了一句说，医生说靠药物能够治好这个病吗？我们当然说可以。同时，我们打电话给在青岛工作的张鹤，告诉他他爸爸病了，在北京住院，让他马上到北京来，他这时才知道他爸爸病的事，二哥怕影响他的工作，也怕他在外面担心自己的病，一直坚持不让通知他。
大哥和我按照医院里拿到的售药小广告的地址，坐公交车跑到一个很远的地方，在一个很隐蔽的小楼里，见到了卖药的人。我心里很清楚这些药对二哥的病是没有帮助的，唯一的作用就是心理上对大家都是一个安慰。对于病人来说，每天按时吃药，似乎还有一点点的希望；对于我们，是做了一点点的努力。经过一番讨价还价，我们买了几十盒药，把一个我平时出差用的旅行箱塞得满满的。
1月8日，北京的天异常的冷，风也异常的大，张秀帮忙租了一辆轮椅，张鸿给他爸爸买了一件厚厚的带帽子的羽绒服，我们一直在医院的病房里等到最后的时刻，才打车到达北京站，大哥提着一大包行李，我提着装满中药的旅行箱，张鸿和张鹤两人一起推着轮椅，二哥坐在轮椅上，进了北京站，一进站，就有工作人员过来，引导我们到贵宾候车室，火车来了，我们从快速通道直接上了火车，一切都很顺利。这次二哥离开北京，就是永久的离开，再也不可能回来了，他的心里是明白的，可他的表情是平静的，情绪是平稳的，他在努力地控制着自己。火车上，我们五个人，大哥，二哥，张鸿，张鹤，还有我，都揪着心，我想包括二哥自己，他的心里是清楚的，最怕再发生胃出血，我们毕竟是在旅途上，一旦有紧急情况，处置起来时相当困难，我在心里默默的祈祷，让上天保佑我的二哥，让他能平平安安地回到自己的家里，那是他生活了一辈子的故土。他是多么的渴望立刻回到自己的家里，来北京后，他就想着能早一点回去。二哥曾经对我说，希望能早一天安排手术，手术完了，能早一天出院，早一点回去，特别是面临即将到来的春节，他最担心的就是春节不能回去过。上天保佑我们，一路上平平安安，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发生，第二天早上就到了泗水，直接住进了县医院。医院里的条件还是可以的，有暖气，外面是天寒地冻，滴水成冰，有暖气的病房里就显得格外温暖。
三
二哥回老家了，没有在北京做手术。母亲的心里立即就有了一种不祥之兆，母亲虽然近八十岁了，但是头脑一直非常清楚。二哥生病的整个过程，她也是比较了解的，母亲住的院子，和二哥家的院子离得很近，中间就隔着一户邻居，从母亲的院子走到二哥家的院子只需要一两分钟。二哥生病后，一天比一天严重，母亲心里很难过，一直就有一种担心，担心是大病，是不好治的病，也一直在催促二哥到医院就诊。二哥定下了要到北京做手术的时候，母亲的心里又多了一份担心，在她看来需要到北京做手术，一定是很严重的病，她的心里又多了一份沉重；但同时在她的心里又充满了希望，因为她是很相信北京的大医院，希望在北京做了手术，二哥的身体就会好起来。现在，二哥回来了，没有做手术，母亲的心一下子就沉下去了。我们觉得应该告诉她实情，不能再向她隐瞒二哥的病情了，毕竟二哥的日子没有多长时间了，也就是三五个月的时间，二哥就在她身边，病情就在那里明摆着，瞒是瞒不住的。我找了一个比较清静的机会，在沙发上坐到母亲身边，紧挨着她，她明白我要说什么。我把实际情况告诉了母亲，母亲立即哭了起来，我坐在那里手扶在母亲的腿上，没有急于说什么，就让母亲哭了一会，然后才说一些安慰的话，请她老人家一定要想得开，这件事情是我们大家都没有办法的事情，只能坚强地面对，保重好自己的身体，痛苦是一定的，但是要调整自己，面对现实。母亲的确是很坚强的，也是很理智的，很快就调整了自己的情绪，止住了哭泣。母亲慢慢地对我说，自从我们的父亲去世以后的近三十年里，她含辛茹苦，看着我们一个个长大成人，好在我们家的七个孩子，以及她的孙子这一辈的孩子们，有几十口人，都没有人生过大病，也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意外的状况，平平安安地过了这么多年，如今，自己快八十岁的人了，没想到我的二哥会得这么一个不治之症。母亲将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子离她而去，白发人送黑发人，这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啊。母亲就这样慢慢地絮絮叨叨地说着，我静静地听着，没有更多的安慰的话，的确，这样的痛苦又有什么样的语言可以安慰呢？只有安安静静地陪母亲坐在沙发上，听她说点什么，让她多说一点，把心中的痛说出来，也许会好一点。以后的日子里，母亲不知道悄悄地流了多少泪，心里有多苦，但是当着大家的面，她很少哭，一直在克制自己，怕大家更难受。母亲每天都要去看看二哥，做了好吃的，总是要先送一点给二哥吃。每次母亲来看二哥，二哥都说，您怎么来了？二哥的意思是要母亲不要老是牵挂着他，每次都是说不了几句话，二哥就让母亲回去，回她住的地方休息，不要呆在他身边太久，二哥是怕母亲看着他太伤心。我想，二哥看着母亲在身边，他的心里也更加难受。是啊，一个做儿子的，面对自己的八旬老母，正是需要自己尽孝的时候，自己却一病不起，不久就要离去，这是一种怎样的痛苦啊！
四
我的大哥比二哥大三岁，比我年长16岁，二哥的病给大哥的打击是巨大的，大哥最早知道了二哥的病情，他能意识到这种病意味着什么，我们的爷爷，我们的父亲都是因癌症而死，当时都是大哥和二哥一起在老人的床前尽孝，共同支撑。现在二哥病倒了，大哥心里的痛是可想而知的，大哥在二哥病重期间可谓尽心尽力，忙前忙后，无论是陪二哥来北京看病，还是二哥在泗水县人民医院两度住院治疗；特别是最后一个月半的时间二哥卧病在家里，大哥和大嫂每天都要从县城骑自行车十几里地到家，关心二哥的病情，安排输液服药，晚上再骑自行车回去，每天如此，母亲几次跟他说不要每天都回来了，太辛苦，她们仍在坚持，最后一段时间，每天晚上就住在二哥家里陪伴了，大哥明知二哥的病情已无良方可治，仍旧非常认真地查找各种偏方，想尽一切办法尽量减轻二哥的病痛。
母亲院子里有一棵椿树，两人多高的树干已被剥光了树皮。大哥亲手把椿树的树皮剥下，捣碎成粉末状，然后用文火熬煮五个多小时，用熬制成的膏状物制成膏药贴于二哥的脐部，用来消肿，因为二哥此前曾经连续二十七天不通便，大哥焦急之下采用此方，竟然奏效，二哥终能排出少量粪便。什么是“心到神知”，大哥对待自己的胞弟，可谓不遗余力。
我的三个姐姐，还有妹妹，还有姐夫，妹夫，她们对待二哥也是牵挂有加，隔三差五，前去看望，每次过去总是带去一些吃的用的。二哥家里有什么农活要干的，也都抢着帮忙干。手足之情，让二哥的最后那段日子得到了关爱和温暖，有一次我回去看他，坐在他的床沿上，陪他说说话，他对我说，这样的病实在是痛苦，简直难以支撑，要不是大家跑前跑后，悉心照料，他真的不想再坚持下去。我听了，无言以对，止不住流下泪来。
五
2009年4月19日，二哥葬礼后的第三天，我离开了老家，继续我的差旅，恢复中断下来的工作。头一天晚上，我去二哥家里坐了坐，确切地说是已经没有二哥的二哥家里，二嫂，二哥的两个儿子，张鸿，张鹤，还有张鸿的媳妇，都在家里，唯独见不到二哥，大家都还沉浸在悲伤之中，没有太多的语言。我对二嫂又说了几句安慰的话。二嫂受到了很大的打击，二哥的离去对她未来的生活带来了彻底的改变，从此家里失去了顶梁柱，自己没有了主心骨，注定了要一生孤独。她的眼泪已经哭干。二嫂比二哥小两岁，个头不高，她是一个很能干的农村妇女，任劳任怨，平时家里家外的事都在忙，但二哥始终是这个家里主事的人，是她可以依靠的男人。在二哥病重的这段日子里，她和二哥日夜相伴，尽心照料，无微不至，尽到了一个妻子的责任。二嫂不止一次地对我说，那怕二哥得点别的病，什么活都不能干了，就是坐在家里拿拿主意，只要不离开她们，也行啊！这是无奈中的祈求！听了让人心痛。张鸿和张鹤，作为儿子，面对突如其来的不幸，承受了巨大的打击，他们也是坚强的，调整好了自己的情绪，默默地接受了无情的现实，尽最大努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，尽到了做儿子的孝道。这件事情使他们彻底长大了，愈加成熟了，未来的日子，没有了父亲的呵护和教导，一切都得靠自己了。
离开老家，我开车回济南，一路上大雨。我的脑子里还是二哥的事，想起很多：我还十来岁的时候，每次二哥拉着地排车去城里赶集，卖掉要卖的东西，买回家里需要的东西。我经常是跟着他一起去，我的任务是帮忙看车，好方便他买卖东西。辛苦大半天，我们一般都舍不得在集上买点吃的，有时候实在太饿了，就花几分钱买个馒头垫一垫。那时的二哥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力气，从来没听他说过累；二哥还经常和村里的几个年轻人拉着地排车到很远的煤矿上去买煤，一出家门就是好几天，风餐露宿，就是为了煤矿上的煤能便宜点；二哥也到济宁这样的城市里卖过苹果什么的，就是把一车苹果从家里拉到济宁，往马路边上一停，吆喝叫卖，也是一出去就是好几天。每次回来，都能给家里赚回几个钱，我们就觉得很高兴，母亲会做点好吃的，大人们会喝点酒，就象过节似地。都是为了生计，二哥吃尽了苦头，一辈子就是这样艰辛的日子，始终也没有多大的改善。后来二哥结了婚，有了孩子，养孩子，供孩子上学，一直都上完大学，经济压力是非常巨大的。孩子们工作了，又面临结婚，买房等等。二哥的心里就没有轻松过，慢慢的自己的身体就跨了。
下午四点多钟，到济南，先找了一家快捷酒店，没有房间。继续寻找，找到一家准三星标准的酒店，入住。外面的雨还在下，我放下行李，洗把脸，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就睡着了。醒来大概是晚上7点多，到楼下的餐厅简单地吃了点东西，回到房间，看了会电视，洗了个澡，继续睡。渐入梦境，是很急人的梦：自己在屋子里睡觉，又没有完完全全地睡着，意识还是清醒的，这时有人从窗户里爬进来了，我也看到他了，眼看着那人就朝我的行李包走去，包里的贵重东西被他一样一样地拿出来，可是我躺在床上就是起不来，喊也喊不出来，真是急死人；正在这时，就听到写字台那边有噼里啪啦的声音，这声音是真实的，我被惊醒了，起床，往声音那边看过去，墙上有火花在闪，是电视机的电源线插在墙上电源插座的地方在闪火花，同时有噼里啪啦的声音。先是闪过一个念头，要过去把电视机的电源线拔下来，但很快就意识到不可以，稍一犹豫，接着就想到了把房卡从插槽里拔出来，房卡拔出来了，整个房间断了电，一片漆黑，同时还有一股电线烧焦了的味道。我又躺在了床上，看了一下手机的时间，是凌晨三点多钟。外面的雨已经停了，一点声音都没有，寂静得让人害怕，我的心怦怦地跳了一会，又下床检查了一下房间的门锁，确认门是锁好的，上床继续睡觉。过了一小会就睡着了，睡得很香，直到天亮。
第二天早晨，退房，告诉酒店的人电线短路的事，有人去检查，确实。退房结账的时候，我无意间把手往我的西装上衣内兜里掏了一下，摸出了一张身份证，是二哥的，看到了二哥的照片，一惊，二哥的身份证怎么会在我的兜里？仔细一想，原来是4月16日那天我去殡仪馆办手续时带上的，后来就一直忘了掏出来。
过了几天，办完公差，回到北京自己家里，我的身份证怎么也找不到了。冥思苦想，想到可能是丢在济南的那家住了一个晚上的酒店里了。我打电话过去，果然是在那里，不过不是在我房间里丢的，是在前台办入住手续时复印完了身份证前台小姐忘了给我，我也忘了管她要。我大学毕业在北京工作二十多年了，出过无数次的差，住过无数次的酒店，身份证落在酒店前台是第一次，住的房间夜里电线短路冒火也是第一次。
再说二哥的身份证被我带回了北京，人已远行，空留一证，睹物思人，此情何堪？想来想去不知道应该放到什么地方，当时望京那边的那套房子还空着无人居住，二哥当时来北京看病时就住在那里，我就把他的身份证放在了他当时睡过的床上。过了一阵子，才把二哥的身份证转交给了他的大儿子张鸿。
望京那套房子按照我的计划本来就是要卖掉的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，房子不好卖，就一直空着。直到2009年5月31日，我才把这套房子卖出去，价格开始回升，成交价还是令人满意的。非常巧合的是，今天是2010年5月31日，房子卖掉整整一周年了。我此刻正在写这些文字，想真实地记录下这段特殊时期我所经历的这些事，为什么二哥走了一年多以后我才写这些事情呢？我想是因为现在我的情绪渐渐平复下来了，终于能够安静地坐在电脑前把这些关于二哥的记忆敲打下来。。。。。。
2010年5月31日于北京
一
凌晨，睡梦中突然惊醒，窗外是淅淅沥沥的雨，辗转反侧，再也无法入眠。又是一个和二哥有关的梦。梦境大概是这样的：我和我的一个同事一起到某地出差，二哥亲自开车送我们，时而是汽车，时而是火车，速度非常的快，但是车开得非常的稳，当时我已经知道二哥身体有病，而且病得不轻，中途我们很担心二哥的身体受不了，不让他开得那么快，二哥对我们说，不要紧，能坚持，如果万一他中途支撑不住，就让我们扯开嗓子使劲喊他，就这样很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，似乎是一个小诊所，有一个医生，一个护士，她们很快地对二哥安排诊断和治疗等等，二哥说没关系，你们去忙你们的事情吧，我说有事给我打电话，还记得我的手机号吗？二哥说记得，我还是不放心，坚持把我的手机号码写到一张纸片上，塞到他的手里，我和同事就离开了，上街去找旅馆，可是怎么也找不到我们要找的旅馆，毫无头绪，既没有名字和地址，也没有电话号码，从何找起？就这样醒了。其实，二哥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了，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，类似这样的梦记不清做了多少次，每次都是惊醒，醒来都是深深的伤痛和无奈。
2009年4月15日，我从北京到山东邹平出差，中午刚到邹平。下午大概三点多钟，接到大哥从老家给我打来的电话，说我的二哥走了，刚刚走了。我听了后，好几分钟没有说出话来，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心里只有深深的悲哀和无奈，后来只说了句我马上回去，就把电话挂了。找同学借了一辆车，立即往回赶，一路高速，一路超车。到了村口，已经是夜里11点多钟，整个村子一片漆黑，悄无声息，寂静的让人有点害怕。进了二哥的家，院子里和屋里都灯火通明，二哥直挺挺地仰卧在堂屋的正中，我一进屋就止不住大哭起来，二嫂，二哥的两个儿子，张鸿，张鹤，也一起哭了起来。寂静的小山村里就只有我们的哭声，可是任凭我们怎么哭，二哥再也听不到了，从此与我们阴阳两隔。
第三天，在大哥的总体安排下，在众乡亲们的热情操办下，按照山东鲁南地区农村的风俗习惯，大家为二哥举行了隆重体面的葬礼，二哥最终回归了这片养育他的黄土地。
二
听说二哥病了，是在2008年12月的某天下午，好像是周六，我和老婆孩子正准备要吃晚饭，接到了大哥打来的电话，大哥和大嫂来了北京住在她们的女儿张秀家里，大哥问我明天上午能否早一点到张秀家来，有事情要说，电话里不方便，我一听肯定是大事，我哪里还能等到明天。放下电话，立即开车过去，大哥告诉我，刚才妹夫士平来电话，说二哥病了，在老家县医院里的诊断报告出来了，是低分化腺胃癌，已经是晚期，必须立即手术。突然听到这个坏消息，我都懵了。这样的病我也知道意味着什么，真是替二哥感到悲哀，感叹命运对二哥不公，让他得了这么严重的病。我和大哥商量要接二哥来北京找一家好点的医院做手术。我们立即电话通知了张鸿，张鸿在北京工作，家人怕影响他的工作，还没有告诉他他爸爸生病的事；大哥大嫂到北京来本来是打算帮张秀带孩子，出了这个事情，她们也不愿意再呆在北京了，第二天晚上我们一行四人，坐上了回泗水的火车。
我家兄妹共七人，我排行第六，下面有个妹妹，上面三个姐姐，再上面就是二哥，大哥，父亲51岁时因病去世，我当时刚上高中一年级；母亲健在，身体很好，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病，甚至普通的感冒发烧都很少有，母亲和父亲都生于1930年，二哥出生于1954年，比大哥小三岁。父亲的身体一直不好，大哥读书考上了师范学校，后来一直从事教育工作，直到退休。二哥上学大概到初中，十三四岁时，因为家里缺少劳动力，就辍学回家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，一辈子都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，尽管家里很不富裕，二哥和二嫂还是省吃俭用，一直供两个孩子读书到大学毕业；儿子毕业后工作并不理想，收入不高，张鸿在北京工作，搞计算机技术服务，张鹤在青岛工作，是一家企业里的辅助人员；两个儿子都工作了，二哥的经济负担并没有减轻，儿子大了，找对象，结婚，买房子等等，都需要钱，二哥的压力很大，心里也很苦。
回到泗水，我见到了生病后的二哥，面色发黑，身体消瘦，两眼无神，已经没有了往日的精干和活力，言语更少，看后令人心酸。他感觉身体严重不适大概已经有三个月了，吃了东西后不消化，往外吐，开始的时候他没有到医院里检查，以为就是普通的胃炎，自己买点药吃，一直不见好，家人不断地催他去医院检查，实在是很严重了，才去医院检查。农村的人，有病开始都不去医院，去医院就要花钱，而且现在看病很贵，舍不得花钱，如果是一般的病撑一撑自己吃点药过一阵子也就好了。
我们兄弟姐妹，母亲，还有张鸿聚在一起，一起说服二哥，让他到北京去看病。我们暂时没有把实际病情告诉二哥和母亲，只是说比较重，到北京去看比较好。二哥同意了，我们定下第二天晚上坐火车去北京。
出发去北京的那天晚上大家在一起吃饭，每个人的心情都很沉重，也没有多少话语。二哥也吃了一点点，不敢多吃，吃完了就感觉撑得很，不消化，最后还得吐出来，真是很痛苦。大家对去北京看病当然是充满了希望，都希望到北京的大医院做个手术，把二哥的胃切除一部分，就此能够挽救二哥的生命，让他好起来，但是毕竟这个病到了这个程度，谁都知道没有绝对的把握能够治好，所以心里很不踏实，心都悬着。饭后，每个兄弟姐妹都主动拿出自己家里的一点积蓄交给二哥，让他带上到北京花，钱虽然不多，但是都尽力了，因为她们家里也都不富裕，没有多少积蓄。二哥开始还推让，大家都让他一定拿上，二哥感动得痛哭流涕，说是因为他生病，让大家都跟着担心和花钱，觉得对不住大家。
我们决定先由我和张鸿陪同二哥到北京，其他人先不要去，看以后的情况再说。我们说好大家就不要去火车站送了，我们三人打了辆出租车，十来分钟就到了火车站，我们在那里候车。又过了十来分钟，大哥，姐姐，姐夫，还有小妹，她们都来了，是骑自行车过来的，来了就陪着二哥坐在候车室，也没有多少言语，默默地坐在那里，一直等到火车来了，我们上了火车，她们才回去。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们到达北京，直接去了301医院，医生问诊看过后，就建议住院，我们到住院处办手续排上住院的队，等待通知，大医院住院是很困难的，为了能够快一点住院，随后的几天里我们到处托人找关系，最后通过同学在北京肿瘤医院找到一个关系，当天门诊，当天住院，这一天是2008年的最后一天，12月31日，面临元旦三天放假，医院不给安排检查和治疗，要等到2009年1月4日。面对这么严重的病人，医院怎么能够这样对待呢？但是我们没有办法，只能等待，没有治疗和检查，在医院里住三天，也没有什么意义，经过医生同意，我们决定让二哥回到家里休息三天，1月4日再来医院。没有想到，这个安排事后证明是不明智的，还是应该呆在医院里别动。
我当时在望京地区有一套房子空着，就安排二哥住在那里，张鸿和他的媳妇刘芳一起在那里陪住，元旦那天我过去看二哥，一起吃饭，一起聊天，从表面上看还看不出有什么大的危险，其实我们并不清楚，病情已经很危急了，随时会有危险。
2号凌晨大概两点多，大家都已入睡，突然我接到了张鸿打来的电话，说是他爸爸吐血了，量很大，我有点懵，我老婆提醒我应该叫救护车，等我穿好衣服从我家的楼上下来，我意识到情况危急，打电话给张鸿让他马上打120叫救护车送二哥去医院，因为我开车过去至少需要半个小时，而且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紧急处置。
救护车拉着二哥到了医院，我也紧随其后到了医院，我扶着二哥往住院病房走去，张鸿她们在后面和救护车结账，到病房楼的距离也就是100多米，走了一段，离病房楼门口大概还有十几米的时候，二哥坚持不住了，说是呼吸困难，要蹲下休息一下，我要背他起来走，他不同意，蹲下休息了大概两分钟，继续走，到了病房，医生和护士立即抢救，上各种仪器，输液，用药，输血，下胃管等等。血压很低，心率很低。
早上，我老婆小蕾给大哥打了电话，汇报了情况，大哥当晚就坐火车来了北京。
二哥一直都是清醒的，能说话，只是很虚弱，情况慢慢地稳定下来，因为有了胃出血，就不敢再做胃镜检查了，医生要求我们提供县医院做的腊块，再化验诊断。妹妹凤菊请假从泗水带着腊块来到北京，化验的结果和县医院是一致的，低分化腺癌。我们曾经抱有幻想，希望第一次诊断结果有误，现在这个希望破灭了。后来的CT检查，更是把我们抛下了万丈深渊，结果是已经扩散了，不能做手术了。医生说可以出院了，回家休养吧，二哥未来的日子没有多久了。听到这个结果，大哥立刻流下了眼泪。我记得这一天是1月7号上午。我们只能无奈地决定8号晚上出院，回泗水老家。我嘱咐张鸿一定要坚强，没有办法，只能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，把后面该做的事情做好，他确实很坚强，强忍悲痛，控制好情绪，好好完成了后面的所有事情。我和大哥一起在病房里告诉二哥，手术暂时不能做了，因为他的心率太低，怕有危险，我们出院回家靠药物治疗。当时他肯定是很失望的，希望中的手术就这样不能做了，他心里很明白意味着什么。他还是追问了一句说，医生说靠药物能够治好这个病吗？我们当然说可以。同时，我们打电话给在青岛工作的张鹤，告诉他他爸爸病了，在北京住院，让他马上到北京来，他这时才知道他爸爸病的事，二哥怕影响他的工作，也怕他在外面担心自己的病，一直坚持不让通知他。
大哥和我按照医院里拿到的售药小广告的地址，坐公交车跑到一个很远的地方，在一个很隐蔽的小楼里，见到了卖药的人。我心里很清楚这些药对二哥的病是没有帮助的，唯一的作用就是心理上对大家都是一个安慰。对于病人来说，每天按时吃药，似乎还有一点点的希望；对于我们，是做了一点点的努力。经过一番讨价还价，我们买了几十盒药，把一个我平时出差用的旅行箱塞得满满的。
1月8日，北京的天异常的冷，风也异常的大，张秀帮忙租了一辆轮椅，张鸿给他爸爸买了一件厚厚的带帽子的羽绒服，我们一直在医院的病房里等到最后的时刻，才打车到达北京站，大哥提着一大包行李，我提着装满中药的旅行箱，张鸿和张鹤两人一起推着轮椅，二哥坐在轮椅上，进了北京站，一进站，就有工作人员过来，引导我们到贵宾候车室，火车来了，我们从快速通道直接上了火车，一切都很顺利。这次二哥离开北京，就是永久的离开，再也不可能回来了，他的心里是明白的，可他的表情是平静的，情绪是平稳的，他在努力地控制着自己。火车上，我们五个人，大哥，二哥，张鸿，张鹤，还有我，都揪着心，我想包括二哥自己，他的心里是清楚的，最怕再发生胃出血，我们毕竟是在旅途上，一旦有紧急情况，处置起来时相当困难，我在心里默默的祈祷，让上天保佑我的二哥，让他能平平安安地回到自己的家里，那是他生活了一辈子的故土。他是多么的渴望立刻回到自己的家里，来北京后，他就想着能早一点回去。二哥曾经对我说，希望能早一天安排手术，手术完了，能早一天出院，早一点回去，特别是面临即将到来的春节，他最担心的就是春节不能回去过。上天保佑我们，一路上平平安安，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发生，第二天早上就到了泗水，直接住进了县医院。医院里的条件还是可以的，有暖气，外面是天寒地冻，滴水成冰，有暖气的病房里就显得格外温暖。
三
二哥回老家了，没有在北京做手术。母亲的心里立即就有了一种不祥之兆，母亲虽然近八十岁了，但是头脑一直非常清楚。二哥生病的整个过程，她也是比较了解的，母亲住的院子，和二哥家的院子离得很近，中间就隔着一户邻居，从母亲的院子走到二哥家的院子只需要一两分钟。二哥生病后，一天比一天严重，母亲心里很难过，一直就有一种担心，担心是大病，是不好治的病，也一直在催促二哥到医院就诊。二哥定下了要到北京做手术的时候，母亲的心里又多了一份担心，在她看来需要到北京做手术，一定是很严重的病，她的心里又多了一份沉重；但同时在她的心里又充满了希望，因为她是很相信北京的大医院，希望在北京做了手术，二哥的身体就会好起来。现在，二哥回来了，没有做手术，母亲的心一下子就沉下去了。我们觉得应该告诉她实情，不能再向她隐瞒二哥的病情了，毕竟二哥的日子没有多长时间了，也就是三五个月的时间，二哥就在她身边，病情就在那里明摆着，瞒是瞒不住的。我找了一个比较清静的机会，在沙发上坐到母亲身边，紧挨着她，她明白我要说什么。我把实际情况告诉了母亲，母亲立即哭了起来，我坐在那里手扶在母亲的腿上，没有急于说什么，就让母亲哭了一会，然后才说一些安慰的话，请她老人家一定要想得开，这件事情是我们大家都没有办法的事情，只能坚强地面对，保重好自己的身体，痛苦是一定的，但是要调整自己，面对现实。母亲的确是很坚强的，也是很理智的，很快就调整了自己的情绪，止住了哭泣。母亲慢慢地对我说，自从我们的父亲去世以后的近三十年里，她含辛茹苦，看着我们一个个长大成人，好在我们家的七个孩子，以及她的孙子这一辈的孩子们，有几十口人，都没有人生过大病，也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意外的状况，平平安安地过了这么多年，如今，自己快八十岁的人了，没想到我的二哥会得这么一个不治之症。母亲将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子离她而去，白发人送黑发人，这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啊。母亲就这样慢慢地絮絮叨叨地说着，我静静地听着，没有更多的安慰的话，的确，这样的痛苦又有什么样的语言可以安慰呢？只有安安静静地陪母亲坐在沙发上，听她说点什么，让她多说一点，把心中的痛说出来，也许会好一点。以后的日子里，母亲不知道悄悄地流了多少泪，心里有多苦，但是当着大家的面，她很少哭，一直在克制自己，怕大家更难受。母亲每天都要去看看二哥，做了好吃的，总是要先送一点给二哥吃。每次母亲来看二哥，二哥都说，您怎么来了？二哥的意思是要母亲不要老是牵挂着他，每次都是说不了几句话，二哥就让母亲回去，回她住的地方休息，不要呆在他身边太久，二哥是怕母亲看着他太伤心。我想，二哥看着母亲在身边，他的心里也更加难受。是啊，一个做儿子的，面对自己的八旬老母，正是需要自己尽孝的时候，自己却一病不起，不久就要离去，这是一种怎样的痛苦啊！
四
我的大哥比二哥大三岁，比我年长16岁，二哥的病给大哥的打击是巨大的，大哥最早知道了二哥的病情，他能意识到这种病意味着什么，我们的爷爷，我们的父亲都是因癌症而死，当时都是大哥和二哥一起在老人的床前尽孝，共同支撑。现在二哥病倒了，大哥心里的痛是可想而知的，大哥在二哥病重期间可谓尽心尽力，忙前忙后，无论是陪二哥来北京看病，还是二哥在泗水县人民医院两度住院治疗；特别是最后一个月半的时间二哥卧病在家里，大哥和大嫂每天都要从县城骑自行车十几里地到家，关心二哥的病情，安排输液服药，晚上再骑自行车回去，每天如此，母亲几次跟他说不要每天都回来了，太辛苦，她们仍在坚持，最后一段时间，每天晚上就住在二哥家里陪伴了，大哥明知二哥的病情已无良方可治，仍旧非常认真地查找各种偏方，想尽一切办法尽量减轻二哥的病痛。
母亲院子里有一棵椿树，两人多高的树干已被剥光了树皮。大哥亲手把椿树的树皮剥下，捣碎成粉末状，然后用文火熬煮五个多小时，用熬制成的膏状物制成膏药贴于二哥的脐部，用来消肿，因为二哥此前曾经连续二十七天不通便，大哥焦急之下采用此方，竟然奏效，二哥终能排出少量粪便。什么是“心到神知”，大哥对待自己的胞弟，可谓不遗余力。
我的三个姐姐，还有妹妹，还有姐夫，妹夫，她们对待二哥也是牵挂有加，隔三差五，前去看望，每次过去总是带去一些吃的用的。二哥家里有什么农活要干的，也都抢着帮忙干。手足之情，让二哥的最后那段日子得到了关爱和温暖，有一次我回去看他，坐在他的床沿上，陪他说说话，他对我说，这样的病实在是痛苦，简直难以支撑，要不是大家跑前跑后，悉心照料，他真的不想再坚持下去。我听了，无言以对，止不住流下泪来。
五
2009年4月19日，二哥葬礼后的第三天，我离开了老家，继续我的差旅，恢复中断下来的工作。头一天晚上，我去二哥家里坐了坐，确切地说是已经没有二哥的二哥家里，二嫂，二哥的两个儿子，张鸿，张鹤，还有张鸿的媳妇，都在家里，唯独见不到二哥，大家都还沉浸在悲伤之中，没有太多的语言。我对二嫂又说了几句安慰的话。二嫂受到了很大的打击，二哥的离去对她未来的生活带来了彻底的改变，从此家里失去了顶梁柱，自己没有了主心骨，注定了要一生孤独。她的眼泪已经哭干。二嫂比二哥小两岁，个头不高，她是一个很能干的农村妇女，任劳任怨，平时家里家外的事都在忙，但二哥始终是这个家里主事的人，是她可以依靠的男人。在二哥病重的这段日子里，她和二哥日夜相伴，尽心照料，无微不至，尽到了一个妻子的责任。二嫂不止一次地对我说，那怕二哥得点别的病，什么活都不能干了，就是坐在家里拿拿主意，只要不离开她们，也行啊！这是无奈中的祈求！听了让人心痛。张鸿和张鹤，作为儿子，面对突如其来的不幸，承受了巨大的打击，他们也是坚强的，调整好了自己的情绪，默默地接受了无情的现实，尽最大努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，尽到了做儿子的孝道。这件事情使他们彻底长大了，愈加成熟了，未来的日子，没有了父亲的呵护和教导，一切都得靠自己了。
离开老家，我开车回济南，一路上大雨。我的脑子里还是二哥的事，想起很多：我还十来岁的时候，每次二哥拉着地排车去城里赶集，卖掉要卖的东西，买回家里需要的东西。我经常是跟着他一起去，我的任务是帮忙看车，好方便他买卖东西。辛苦大半天，我们一般都舍不得在集上买点吃的，有时候实在太饿了，就花几分钱买个馒头垫一垫。那时的二哥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力气，从来没听他说过累；二哥还经常和村里的几个年轻人拉着地排车到很远的煤矿上去买煤，一出家门就是好几天，风餐露宿，就是为了煤矿上的煤能便宜点；二哥也到济宁这样的城市里卖过苹果什么的，就是把一车苹果从家里拉到济宁，往马路边上一停，吆喝叫卖，也是一出去就是好几天。每次回来，都能给家里赚回几个钱，我们就觉得很高兴，母亲会做点好吃的，大人们会喝点酒，就象过节似地。都是为了生计，二哥吃尽了苦头，一辈子就是这样艰辛的日子，始终也没有多大的改善。后来二哥结了婚，有了孩子，养孩子，供孩子上学，一直都上完大学，经济压力是非常巨大的。孩子们工作了，又面临结婚，买房等等。二哥的心里就没有轻松过，慢慢的自己的身体就跨了。
下午四点多钟，到济南，先找了一家快捷酒店，没有房间。继续寻找，找到一家准三星标准的酒店，入住。外面的雨还在下，我放下行李，洗把脸，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就睡着了。醒来大概是晚上7点多，到楼下的餐厅简单地吃了点东西，回到房间，看了会电视，洗了个澡，继续睡。渐入梦境，是很急人的梦：自己在屋子里睡觉，又没有完完全全地睡着，意识还是清醒的，这时有人从窗户里爬进来了，我也看到他了，眼看着那人就朝我的行李包走去，包里的贵重东西被他一样一样地拿出来，可是我躺在床上就是起不来，喊也喊不出来，真是急死人；正在这时，就听到写字台那边有噼里啪啦的声音，这声音是真实的，我被惊醒了，起床，往声音那边看过去，墙上有火花在闪，是电视机的电源线插在墙上电源插座的地方在闪火花，同时有噼里啪啦的声音。先是闪过一个念头，要过去把电视机的电源线拔下来，但很快就意识到不可以，稍一犹豫，接着就想到了把房卡从插槽里拔出来，房卡拔出来了，整个房间断了电，一片漆黑，同时还有一股电线烧焦了的味道。我又躺在了床上，看了一下手机的时间，是凌晨三点多钟。外面的雨已经停了，一点声音都没有，寂静得让人害怕，我的心怦怦地跳了一会，又下床检查了一下房间的门锁，确认门是锁好的，上床继续睡觉。过了一小会就睡着了，睡得很香，直到天亮。
第二天早晨，退房，告诉酒店的人电线短路的事，有人去检查，确实。退房结账的时候，我无意间把手往我的西装上衣内兜里掏了一下，摸出了一张身份证，是二哥的，看到了二哥的照片，一惊，二哥的身份证怎么会在我的兜里？仔细一想，原来是4月16日那天我去殡仪馆办手续时带上的，后来就一直忘了掏出来。
过了几天，办完公差，回到北京自己家里，我的身份证怎么也找不到了。冥思苦想，想到可能是丢在济南的那家住了一个晚上的酒店里了。我打电话过去，果然是在那里，不过不是在我房间里丢的，是在前台办入住手续时复印完了身份证前台小姐忘了给我，我也忘了管她要。我大学毕业在北京工作二十多年了，出过无数次的差，住过无数次的酒店，身份证落在酒店前台是第一次，住的房间夜里电线短路冒火也是第一次。
再说二哥的身份证被我带回了北京，人已远行，空留一证，睹物思人，此情何堪？想来想去不知道应该放到什么地方，当时望京那边的那套房子还空着无人居住，二哥当时来北京看病时就住在那里，我就把他的身份证放在了他当时睡过的床上。过了一阵子，才把二哥的身份证转交给了他的大儿子张鸿。
望京那套房子按照我的计划本来就是要卖掉的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，房子不好卖，就一直空着。直到2009年5月31日，我才把这套房子卖出去，价格开始回升，成交价还是令人满意的。非常巧合的是，今天是2010年5月31日，房子卖掉整整一周年了。我此刻正在写这些文字，想真实地记录下这段特殊时期我所经历的这些事，为什么二哥走了一年多以后我才写这些事情呢？我想是因为现在我的情绪渐渐平复下来了，终于能够安静地坐在电脑前把这些关于二哥的记忆敲打下来。。。。。。
2010年5月31日于北京